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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红木秤 2018-2-21 14:23

价格: 议价
货号: S03428636
状态: 出售
库存: 1
承诺: 7天包退 包到代 规格无误 质地无误 缺陷描述完整
带字号的民国中期的红木秤。800x17mm

  红木的二级侧枝。材质坚韧密实,制作工艺精美。历史上没有砂布或砂纸,但其秤杆的圆浑和光洁实在令人瞩目,心生赞叹。

  秤,是我国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实用器,也是公正和吉祥的化身。虽说基本上退出了使用的原本属性,但其收藏功能被发掘和延伸,价值反而比过去增加了不少。
  尤其是这些年受材质的影响被欣赏和推崇,几乎成了大众情人,一旦遇见入眼的,没有不往家里领的。
  同样的器物,毛泽东时代,人人义愤填膺、见之有仇,毁坏了多少民族遗产。邓小平时代,人民开始反思忏悔,有温饱而知荣辱,拯救了多少历史文化遗产。孰是孰非,本来是显而易见、黑白分明的事情,可就是纠缠不清,到现在依旧有人颠倒是非、认贼作父,想想也真是无奈.......
  
  而后,我还会再传图一只同样大小长短的秤,材质是黄花梨木的,和这杆红木的做比较,以识察分辨两种木材的纹理差别及做工的细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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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凸社

发表于 2018-2-23 14:05:35 |显示全部楼层

网摘

此人是元帅高徒,却因生活作风从中将贬为大校

A+A-2018-02-23 09:27:103981秘方养生

【提要】他作战勇敢,颇具战略眼光,得到刘伯承亲自指点和认可,但是却因生活作风问题,本应被授中将军衔,却降为大校军衔。他的名字叫尹先炳。
说起尹先炳,无论是职务还是战斗经历可一点不比王近山逊色,红军时期任过团参谋长,抗战时期任过八路军特务团团长,129师新编第11旅旅长,1945年任冀鲁豫军区湖西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任第二野战军16军军长,而当时的王近山也同样在第二野战军任12军军长。
尹先炳属于大器晚成的后起之秀,在红军时期虽然干到了团参谋长,却一直默默无闻。
到了1940年,尹先炳由八路军特务团团长调任冀西游击总队副司令员,打了一个八路军有名的胜仗,黑水河战役,歼灭日军士官训练队,俘虏日军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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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尹先炳的战绩,那可是得到刘伯承亲自指点和认可的,在129师多次作战中,刘伯承发现尹先炳不但作战勇敢,而且颇具战略眼光,能够从战斗全局的高度考虑战术问题。
所以,刘伯承一直把尹先炳当成自己的学生,平时训练和战斗中经常言传身教,给他讲战略战术,尹先炳聪明好学,进步很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战术理论。
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尹先炳率领解放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在与美军的较量中,善于排兵布阵,用高强度火力压制美军,十六军经常把美军打得落花流水。
后来因为在朝鲜与女秘书发生了关系,致使女秘书怀孕后自杀。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战场上,尹先炳的错误给国家和军队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太大。
1955年,本应被授中将军衔的尹先炳被授大校军衔。
1982年,中央军委准备任命尹先炳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在就任一个月前,因为听到老上级杨勇和徐立清同一天去世,因过分悲伤激动引发脑溢血去世,享年68岁。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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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时,有好几位本该授上将,最后却降到了中将,比如王近山、徐立清、詹才芳、倪志亮,还有今天要说的这位莫文骅。
那么,莫文骅有没有资格授上将呢?应该说是有的,而且本来也打算给他上将,但因为一个“很特殊”的原因,最后只给了个中将。

莫文骅16岁就参加了共青团,结果正好赶上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抓进了大牢,严刑拷打,大半年后才放了出来。就凭这顿打,他的资历就浅不了。
1929年底,在广西爆发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当时起义的领导人,一是邓小平,二是陈豪人,三是张云逸。而莫文骅,一直跟在张云逸身边当机要参谋。
1932年初,红七军攻打赣州,莫文骅领导的第六连被定为主攻连。赣州城池太高,红军攻不进去,莫文骅的六连就在城下和白军苦战。直到一个多月后,才用炸药炸开城墙,莫文骅率40名敢死队员冲进城,结果城墙突然倒塌,大多数敢死队员被砸死,莫文骅也受了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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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莫文骅仿佛“开了挂”,从一个小连长,一路升到红五军团第34师政治部主任。在红军时期当过师政治部主任的,很多后来都成了开国上将,比如柯蓝的爷爷钟期光,在红军时就是红16师的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也是红26师政治部主任。
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莫文骅被任命为上级干部队政委。这是啥部队?所谓上级干部队,主要是在红军时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如萧劲光、周士第等人,还有从中央下来的董必武、徐特立等人,而队长,就是开国大将萧劲光。
到了1935年4月,莫文骅又出任红色干部团政治处主任。先不管这个团是干啥的,你只需要知道团长和政委是谁就行了:团长是大将陈赓,政委是上将宋任穷。
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后,莫文骅还是政治部主任,但你再看看学校的其他几位领导:校长是林彪,教育长是罗瑞卿,政委是谁呢?毛泽东。
抗战前夕,在新成立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兵团,莫文骅继续干老本行,司令兼政委是萧劲光。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莫文骅不再当政治部主任了,出任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政委,后来又升任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政委,司令是刘亚楼。
在平津战役中,莫文骅的第41军就是主力,干掉了傅作义的精锐第16军,歼敌上万人,打断了傅作义一字长蛇阵的尾巴,让傅作义的美梦破灭。傅作义起义后,就是莫文骅率121师指战员开进北平接管防务的。后来毛主席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所阅之兵,就是莫文骅带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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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夕,第十四兵团被调到北平,刘亚楼也去当空军司令了,莫文骅就被调去第十三兵团,继续当政委,司令是程子华,也是个大牛人。
到1955年授衔前,莫文骅已是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司令是谁呢?高岗,更牛的大牛人。而莫文骅之前的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是周桓,开国上将。
这样的资历,你说应该授什么军衔呢?正常来说就应该是上将吧?而且本来就准备给他授上将,但是,最后却只给了他个中将。
什么原因呢?公开的原因,是建国初广西军区剿灭土匪不力,被上级严肃批评,广西军区司令张云逸被点名批评,军区副政委莫文骅自然也难免要承担责任。
不过,张云逸比他的地位高,不是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吗?为什么仍然授大将?这就要说到莫文骅的另一个原因了。
据说,当然只是据说啊,没有官方证实的资料,咱就不说这位大人物的名字了,据说,莫文骅之前得罪过一位大人物,授衔的时候,这位大人物说了一句话:剿匪剿成那样,能评上将吗?于是,莫文骅就从上将降到了中将。
起初,莫文骅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对中将军衔不满意,还找上级反映情况,结果上级跟他一说,得,也别反映了,没用,谁让你得罪了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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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文骅可能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每次发表署名文章时,都会写上“中将莫文骅”。什么意思?就是发发牢骚呗。
当然,莫文骅只是在这件事上发发牢骚,在工作和生活上还是非常豁达的,一直到2000年才去世,活了整整90岁高龄。
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一进入军队就成为了中将,建国后被授予大将军衔,毛主席曾说过这句话,这个如此不同寻常的人就是萧劲光。
萧劲光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年轻时就十分向往参与革命,曾经积极的参加了各种运动。之后前往苏联留学,学习了很多军事方面的知识。
他留学回来后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十分受重用,刚进军队就成为了中将。他跟随军队参加了多场战役,并积累了很多作战经验,随后他渐渐的显示出了军事方面的才能。国民党撕毁和共产党的约定之后,萧劲光再次出国留学,回来后他一直在负责政治方面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萧劲光负责后勤工作,曾多次和日军交战,阻止了很多次日军的进攻,为我军胜利创造了条件。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劲光被派往东北,成为东北军队的参谋,在他的指挥下,我军多次击败了敌军的进攻,粉碎了国民党的计划,成功的保住了东北,奠定了东北战场作战胜利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之后,萧劲光在中央的任命下建立了海军,并成为了海军的第一任司令员,他同时还是新中国的海军学校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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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中国输送了很多优秀的海军人才,为中国海军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主席曾经说:“只有萧劲光还在,海军司令员就不会换人。”这也是毛主席给他的一个特权。1955年大授衔时,他因为突出的贡献被授予了大将军衔。
林彪最器重的人,应该还是刘亚楼。国防大学副教授卢勇说:他是元帅的战功、大将的职务、上将的军衔。
在红军时期,刘亚楼就是林彪的老部下。长征时,林彪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刘亚楼是红一军团红二师的政治委员,参与了红二师的很多战斗。而长征途中,很多大战恶战就是红二师打的,最着名的就是飞夺沪定桥。
可以说,在红军时期,刘亚楼就是师一级的干部,这个是评上将的硬指标之一。可是,在抗战时期,却很难听到刘亚楼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刘亚楼去了苏联。在1939年,刘亚楼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与时同时,林彪因为平型关大捷后受伤,也到苏联来养病,两人就此再度有了交集。
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苏德战场,当时两人准确分析出了德国将从白俄罗斯进攻苏联的计划,受到了苏联方的重视。据说,斯大林还想让刘亚楼入苏联籍,刘亚楼拒绝了。而刘亚楼则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信息,就是斯大林愿意用三个师来换林彪。
抗日战争结束后,林彪回到中国,随后去了东北。而刘亚楼也回了国,他在苏联一共呆了八年,可以说全程错过了抗战,但同时也有收获。
经罗荣桓介绍,他到东北担任东北联军的参谋长。林彪亲自出门迎接,说你来了,就抵我三个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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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并没有夸张,因为参谋这个职务在中共早期的军队中并不受重视,大家一开始都是运动战,游击战,参与人员不多,战斗情况不复杂,都是由军事长官一人说了算。而到了解放战争,战斗的人员以十万,甚至是百万计,没有一个参谋部是无法帮到作战计划的。
而刘亚楼在苏联学习工作八年,对大兵团的参谋工作得心应手,他一来,就补足东北联军的这一块最大的短板。
当时,林彪负责大策略,罗荣桓负责政工,刘亚楼负责具体的落实。三人并称“林罗刘”。前两位都是元帅,跟元帅搭档,评个大将是可以的。所以这是民间一直认为刘亚楼可以评大将的原因之一。
在东北,四战四平、打锦州,刘亚楼都提供了很好的建议。而在解放天津时,刘亚楼独挡一面,任前敌总指挥,一天结束战争,歼敌十余万。可以说充分展示了其军事才能。接下来,就该南下了,可就在这时,毛主席把刘亚楼调走了,让刘亚楼当空军司令。
毛主席为什么调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呢?主要是刘亚楼在苏联呆过八年,懂俄语,空军的建设又主要靠苏联的帮助。另外,刘亚楼在东北兼任过东北航空学校校长,有工作经验,所以毛主席觉得刘亚楼是个合适的人选。
刘亚楼本人是不愿意的,他还想跟着林彪一起下南方打仗,林彪也暗示他,发电报:盼不要接受空军司令一职。
刘亚楼就跟毛主席说,我晕机啊,怎么可以当空军司令。毛主席笑了,好啊,空军司令晕机,海军司令晕船。原来,新任命的海军司令肖劲光是个旱鸭子,还晕船,但毛主席还是点了他的将,让他担任海军司令,原因之一,肖劲光也留过苏。还有许光达大将,也是留过苏,担任了第一任装甲兵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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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刘亚楼只好当了空军司令,失去了刘亚楼这位高参,林彪也似乎大意了,在跟白崇僖的较量当中,在青树坪吃了大亏,当时的钟伟被白崇僖吃掉了一个师。这是钟伟后来没有评上中将,只评少将的原因之一。
而刘亚楼当了空军司令,又为他评大将加了法码,毕竟当时的司令,肖劲光还有许光达都是大将。而到了评军衔时,林彪还专门写信,说评大将是不是多考虑一下井冈山出来的将领。其意思就是暗示可以评刘亚楼大将。
这是很难得的,因为林彪这个人一向不爱出面替人说话,像钟伟将军因为评了少将,有点不满,林彪还被毛主席叫去批评了一顿。
最后,刘亚楼还是评了上将。其实大将里,只有粟裕是特别突出的。其他大将,如果评上将,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行,像肖克在红军时期当军团长,曾跟贺龙一个级别,按资历可以挤到元帅里的,都只评了上将。
而在1965年,刘亚楼被查出得了癌症。在这一年去世,时年才五十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跟另一位大将陈庚一样。如果活得长一点,肯定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刘亚楼临终前,从来不探病人的林彪破例来到刘亚楼的病房,坐在床边,深深叹息。去世后,刘亚楼的葬礼是按国葬的标准来进行的,地点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办葬礼的地方;他去世后,有十万人前往吊唁,这是很少见的。
第三,所有的在京领导人,除毛主席之外全部出席并签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都有出席。这个签到薄也创了一个记录,是领导人签名最全的一个签到薄,林彪本人则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罗瑞卿致悼词,灵车则由刘少奇护送。这应该是所有上将中,葬礼规格最高的一位了。
那他的葬礼规格为什么这么高呢?这可能是中央对他的一种特别补偿吧,国防大学副教授卢勇说:他是元帅的战功、大将的职务、上将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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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像黄埔一期的陈赓,胡宗南那样广为人所熟知,但是当年在黄埔军校卢德铭也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历史没有给卢德铭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前途远大的一代将星就这样过早陨落。毛主席痛惜不已,叹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近代史上的军校,没有一座像黄埔军校那样对历史那样影响之深远。1924年创校之初,全国各地许多有志青年就千里迢迢为理想而来。胡宗南因为身高差点被拒之门外,郑洞国为进校门更是冒用别人名字,还有一个人因为路途遥远错过了考期也险些失之交臂,此人就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

卢德铭是黄埔二期生,能让毛主席如此评价,可见卢德铭将才难得。可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才却差点被黄埔军校拒之门外。
卢德铭的家乡是四川自贡,当时知道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后就下定决心报考,为了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花了些时间,再加上蜀道难行,前后下来也就耽误了行程,错过了考试日期。
胡宗南没耽误日期因为身高都被刷了下来,可见当时招生条件之严格。按理说像卢德铭这种错过考试的,直接就是没希望。刚好与卢德铭曾有师生之谊的李筱亭是老同盟会员,在其推荐信下才见到了孙中山。
当今国民革命之首要任务,凭借对孙中山这一题的出色回答,卢德铭被破格录取,进入第二期步兵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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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像黄埔一期的陈赓,胡宗南那样广为人所熟知,但是当年在黄埔军校卢德铭也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讨伐陈炯明,卢德铭因为侦查贡献立下大功。何应钦都夸他文武兼备,将来会是一个将才。
北伐战争时期,黄埔军校学生军立下不小的功劳,卢德铭自然也是当仁不让,在叶挺独立团部,卢德铭升为营长后又担任团参谋长。

这样的功绩和资历,后来又独当一面担任秋收起义的总指挥,为何卢德铭不广为人所熟知呢?说起来也真是可惜。历史上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麾下有林彪、黄公略、伍中豪三位骁将,后两位在反围剿作战期间壮烈牺牲,而卢德铭却更是天妒英才。
在错过南昌起义和毛主席指挥领导了秋收起义之后,支持毛主席放弃攻打长沙向井冈山转移进行武装割据的途中,卢德铭为掩护部队突围壮烈牺牲。
历史没有给卢德铭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前途远大的一代将星就这样过早陨落。毛泽东痛惜不已,叹道:“还我卢德铭!给我3个师也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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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历史史册,在所有的革命历史中,南昌起义是最重要的一场起义,可以说这在咱们的革命历史中南昌起义有着重大意义。然而在南昌起义中,有一件事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因为在这场大规模起义中,有一个人带领自己的部队选择了秘密撤离。
可以说是一个准备背叛党背叛国家的叛徒,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会叛变,可没想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叛徒在建国后当了咱们的国家政协副主席,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国军上将蔡廷锴!

蔡廷锴的老家是广西的。当年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做出了割地赔款政策,在幼时的蔡廷锴眼里对清朝政府是恨之入骨的。他从小立下誓言,长大以后要当将军,在战场上浴血杀敌,把这些侵略者赶出国土,报效祖国。
到了参军的年龄,他背着家人偷偷的选择了去当兵。南昌起义爆发的时候,蔡廷锴已经是国民党的师长了。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蔡廷锴,毕竟他是国民党的人,唯独叶挺不顾众议,硬是把蔡廷锴拉入到自己起义的队伍中。
南昌起义在蔡廷锴的眼里是并不看好的,为何会是这样的?那个时候的谭平山觉得应该把蔡廷锴监禁起来,可是叶挺却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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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要做的就是保护蔡廷锴,并且还让他做总指挥。在蔡廷锴看来南昌起义肯定不会成功的,他悄悄的带着自己的部队选择撤离,要知道蔡廷锴这支部队在起义军中是一支有实力的部队,他带着部队撤退给南昌起义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是南昌起义失败的一个原因,因此叶挺将军最恨他。
很多人都认为蔡廷锴再次选择叛变,然而他却做出让国人佩服的事情。日本鬼子挑起上海战争后,蔡廷锴带着自己的部队奋起抵抗,赫赫有名的淞沪战役就这样打响了,敢跟日本鬼子抗衡就是死路一条,蒋介石命令蔡廷锴带着部队选择撤离,然而在蔡廷锴看来上海是中国的核心,也是重要的领土,如果撤离就代表认怂,他违抗蒋介石的宗旨,愤然发起抵抗。

蒋介石知道这个事情后生气不已,让国民党所有军队都不要去支援他们,没有援兵,在这种情况下,蔡廷锴指挥自己的部队跟日本鬼子作战了一个多月,连日本鬼子都感到非常震惊。
被蒋介石排挤在外,无奈下蔡廷锴不得不回了老家。在1946年的时候,他找到周总理,像周总理表明自己的决心和立场,在建国后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很高职务!
皖南事变后叶挺被囚禁,他曾作诗概括当新四军军长以来的坎坷经历:“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其实,在短短3年的军长任期内,他先后5次要求离开工作岗位,其中两次系离军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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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脱离党组织是根本原因
让叶挺觉得难以履行职责的根本原因,是他早年主动脱离了共产党。1927年底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受到不公正批评,离开党组织,在海外度过了十载流亡生活。

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叶挺与脱离了多年的党组织取得联系。1937年9月28日,他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但作为一支中共领导的军队,新四军自然要完全掌握在项英等共产党干部的手里,战略方针都由他们制定。党外人士叶挺想要成为军队名副其实的统帅,是项英无法满足的。
叶挺也曾努力改善自己的地位,他在1938年6月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建议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共同商议军政问题。但只要叶挺与中共的关系没有实质的改变,他仍然只是一个党外盟友,对新四军决策层不可能进入太深。况且项英还是担任委员会的一把手,继续位居叶挺之上,叶挺依旧感觉无法行使军长应有的职权。
回家乡另外拉起一支武装
1938年7月28日项英前往延安参加会议,过了约一个月,叶挺发电报给周恩来等人,表示准备辞职。在周恩来等人的挽留下,叶挺坚持了一个月,9月30日他发电报给项英,说“我拟于下月初”到顾祝同那里去一次,“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视察各方情形”。项英随即从延安赶回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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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还在路上的时候,叶挺也离开云岭去外地,走前给项英留下一封信,说“居士不适当一个大庙的方丈”。10月22日,项英回到了云岭。第二天叶挺也回到了军部。项英主动去拜访叶挺,劝他打消辞意。但叶挺去意已决,要回到已遭日本入侵的老家广东组织武装打游击。
可能是因为“不能改变现行制度”迁就叶挺,在这之后,周恩来等人并不坚持要叶挺回新四军。叶挺离职后回到广东,国民政府广东负责人余汉谋立刻委任他官职,叶挺很快拉起了一支武装。蒋介石害怕这支队伍成为第二个新四军,下令撤销对叶挺的任命。与此同时,蒋介石向中共方面表示,要另行委派新四军军长。
“一把手”仍难参与关键决策
蒋介石再派一个军长来,只会是个反共分子。延安忙致电周恩来,让他把叶挺约到重庆谈话,“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周恩来在1939年1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建议,把项英和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的职务颠倒一下,“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
书记处回电同意周恩来的想法,并指出项英可“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周恩来告知叶挺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委员会的新安排,并要同去皖南送他回工作岗位,叶挺终于同意重归新四军。
但只要叶挺和中共的实质关系没有改变,就不可能真正参与中共对新四军的关键决策。这年9月,叶挺为新四军经费和编制问题去了重庆,因为蒋介石不肯增加新四军军费,他第三次提出辞职,才换来国民政府多拨了一些经费。心绪烦乱的叶挺去了香港、澳门,明确表示不想再回新四军了。
项英派人到澳门请叶挺重新工作,叶挺返回重庆,但仍说:“我今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情况如此复杂,却要我担负这么大的担子,我实在干不下去了。”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叶挺在1940年8月回到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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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前最后一次提辞职
1940年12月29日,叶挺突然给延安发去电报,向毛泽东、朱德提出辞职。这是叶挺的最后一次辞职。项英找到叶挺,弄明白叶挺这回辞职是因为看到了毛泽东12月26日那份痛批新四军领导的电报。
收到26日电报的时候,项英曾犹豫过要不要拿给叶挺看。电文内容十分严厉,向党外的人展示似乎不大好。可如果不给叶挺看,日后被他知道只怕又引起误会。况且这份电报事关转移北上的大事,不能不让军长知道。此次中央来电虽然是批评新四军的领导,但首当其冲的无疑是项英,与置身党外的叶挺的关系可以说不算很大。想过这些,项英决定把电报交给叶挺。事实证明,他起初的担心并非多余。
叶挺告诉项英,自己辞职决不是要逃避责任和斗争,只是根据历史的教训,他既然无能力担负起对全军的重大责任,就不要等负不下来的时候再作抉择。叶挺说的历史教训,应该还是指呆在新四军里的种种矛盾和尴尬。项英忙向这位名将解释党对他的信任,谈了一个上午,叶挺终于“暂时打消”辞职之意。此时离皖南事变的爆发只有几天时间了。
在新四军初期,下辖四大支队,第一支队司令陈毅,副司令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司令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副司令戴季英。
如果以建国后的军衔和职务来看,第四支队是最弱的,第一支队一个元帅一个上将,第二支队一个大将一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第三支队一个大将一个副总理,而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1939年就去世了,副司令戴季英也只担任过河南开封市委书记。
不过,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时期,其实第四支队的实力是最强的,高敬亭甚至比陈毅的地位还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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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高敬亭后来却消失了呢?咱来慢慢聊。
高敬亭1907年生于河南新县,朋友肯定对这个年份和地区都很熟悉。
先说1907年,跟高敬亭同年出生的名将有林彪、粟裕这两大最闪耀的双子星,还有萧克、傅秋涛、王平、宋时轮、王建安5位上将,另外还有我党最年轻的总书记博古、国家主席杨尚昆,也都是1907年生人。
还有河南新县,也是我国著名的将军县,像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大名鼎鼎的将军,都是新县人。
高敬亭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主力长征后,高敬亭被指派领导南方游击队,组建了红28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大家肯定都知道,就是当年陈老总率领南方游击队被敌军围困时写的。而高敬亭率领的游击队,其实困难比陈老总的队伍还要大,但取得的成就也比陈老总要大。
当时,蒋介石派出十多万军队,对南方游击队展开地毯式围剿,后来还任命卫立煌为“剿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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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在国民党的名将中可以排进前十,还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蒋介石的支持程度,都是无可挑剔的。
卫立煌虽然后来对共产党很好,跟朱德还是好朋友,但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的话就是命令,肯定会全力以赴。在发表就职演说时,卫立煌声称:“立煌奉蒋委员长之命,督率所部清剿鄂豫皖三省边区少数共匪,安定地方,此乃本人天职。……三省边区残匪,为数无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于最短时间内彻底肃清!”
不得不说,卫立煌确实是有一套的,上任后,首先建立“五家连环保”制度,只要有一家“通共”,五家人全部斩首,然后又在所有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修筑碉堡,据统计,仅皖西地区,就修筑了24700座碉堡,每座碉堡仅隔半里距离,遥相呼应。
这样密不透风的安排,确实是要把游击队赶尽杀绝的节奏!
然而,高敬亭就是有这个本事,左突一下,右冲一下,竟然让他成功突围了。一年下来,游击队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壮大了!
到抗战爆发后,南方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高敬亭的部队被改编为第四支队,是四大支队里面实力最强的。
在抗战时期,高敬亭也打了不少好仗,据统计,到他被枪决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第四支队共进行了90多次战斗,几乎取得了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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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惜的是,因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原因,再加上高敬亭这个人性格有点高傲,看不起别的支队,产生了很多矛盾。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向蒋介石请示逮捕高敬亭,蒋介石对这样的要求当然很高兴,当年自己派了十几万军队都没抓住这个人,现在竟然送上门来了,那还不赶紧批准啊!
6月24日,高敬亭被执行枪决,年仅32岁。
在临刑前,高敬亭高喊道:“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的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共产党员,我要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注:高的夫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当然,现在也有文章说不是叶挺下的命令,这里就不做讨论了,在未有正式定论之前,先以公认的说法为准。
高敬亭被枪决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大怒,立刻给叶挺、邓子恢发电报,质问说:“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周恩来到新四军指挥部后,也气愤地说:“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
但人死不能复生,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直到38年后,即1977年4月27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高敬亭当年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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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敬亭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李先念、徐向前、粟裕、谭震林等人都送来了花圈,高敬亭当年的300多位老部下自发前来,哭声震天。
高敬亭事件
导读:1953年春,毛泽东视察安庆时与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写信给毛泽东要求重新审查高敬亭的问题。12月14日,毛泽东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是项英。”这应该是毛泽东生前处理的最后一宗冤案。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国家民政部发文,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安徽省合肥市隆重举行。
高敬亭何许人也?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军委决定对高敬亭同念给于平反并恢复名誉。”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l907年8月出生在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其家境贫寒,青少年时走南闯北给地主杀猪,有“高屠夫”的绰号。他好结交朋友,与董家店老街“春和畅”杂货店管账先生梅光荣是十分要好的私塾同窗。
两人常在一块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1927年秋,梅光荣将表弟方进贤(共产党员)介绍给了高敬亭,从此高敬亭走上了革命道路。1929年3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1930年5月,高敬亭被选为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3月担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1932年1月,在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他率领七十五师屡建战功;1934年5月,升任红二十五军政洽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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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17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长征;1935年2月1日,高敬亭与鄂东北独立团胜利会师;2月3日,高敬亭率部来到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今属岳西县),根据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亭坳会议、重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高敬亭让大别山上红旗不倒,最终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力量……
高敬亭之死
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天空乌云翻滚,大雨滂沱。高敬亭被押赴刑场,途经褚家老屋的深沟时,他纵身跳人深水中,一连跳了3次,几个卫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从水中打捞起来。沟旁有一株老榆树,他又用头颅撞树也未成功。他是宁愿溺死、撞死,也不愿不明不白地屈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抗议自己所受的冤屈。
高敬亭被押着穿过褚家老屋,来到龙泉河畔。青龙场附近的河滩上,随着一声凄厉的枪声之后,高敬亭那高大的身躯倒下了。将军的满腔热血不是洒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而是洒在自己人的刑场上。
谁要高敬亭死?1939年6月24日清晨,高敬亭被带到青龙场附近的一个树林里,这里已经连续3天召开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批斗大会。高敬亭没有想到这次是针对他发动的公开批斗大会。会上叶挺军长讲了话,政治部副主任历数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革命、不服从军部领导、排挤延安来的干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7大罪状。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和军籍的决定。
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回电也传到了会场,国民党总参谋长白崇禧的电报是:“奉委座电令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国民党对红军要枪决高敬亭的消息真是喜出望外,他们曾经悬赏5万元都买不到高敬亭的脑袋,此刻却送上门来,如何不喜?!更何况高敬亭极力反对桂系军队开进大别山。
高敬亭之功
1935年2月3日,高敬亭率部来到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今岳西县河图镇),根据鄂豫皖省委留下的指示信,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亭坳会议、重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下设八十二师、军直手枪团、交通队。就在红军整编之际,敌人派出主力部队进行围剿,妄图将红二十八军扼杀在摇篮里。高敬亭率部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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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4年1月底,高敬亭派余雄、蒋同学奇袭了潜山县官庄,活捉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员、省财政厅厅长、前代省长余谊密及其次子国民党潜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余竺僧,揭开了大别山3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4月2日,高敬亭在潜山县桃岭头(今属岳西县温泉镇)巧设埋伏,全歼了两个营的尾追之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三个月清剿”的计划。同时,红二十八军及地方党组织在鄂豫皖边区的20多个县建立了80多支便衣队。红军便衣队是党政军二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是秘密苏维埃,是不穿军装的红军,便衣队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个重大创举,是高敬亭领导大别山游击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
在大别山的3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红二十八军转战3省45个县,南临长江,北越淮河,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30至68个团,成建制地歼敌18个整营和25个整连,共约50000多人,为掩护和策应主力红军的长征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7年7月13日,高敬亭与中共皖鄂特委书记何耀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决定与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史称“岳西谈判”。
谈判历时13天,分为南田接触,衙前初议,青天谈判,九河签字,土门集中五个阶段,最终达成协议。7月2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前往和平九河亲自参加和谈签字仪式。这次谈判是在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之前进行的,在南方8省14支游击队中,最早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的成功谈判。
1937年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12月27日,高敬亭应召赴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关于部队改编的会议。会上,周恩来副主席对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斗争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表彰了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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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桐柏山红军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担任第四支队司令员。当时,红二十八军是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保存人枪最多的部队,高敬亭对人事安排有看法,对项英等个别领导人心存不满,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1938年2月中旬,红二十八军在七里坪改编成为新四军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林维先、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后来是戴季英)后勤部主任吴先云。四支队下辖支队部、七团、八团、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是新四军4个支队中建制最整齐、人数最多、装备最强的支队。
1938年春,日军第六师团坂井支队从芜湖北渡长江,先后占领和县、含山、巢县,国民党第五战区的第二十一、二十七集团军闻风丧胆,向西撤退,地方政权垮台,百姓四处逃难,华北战局处子危急之中。高敬亭正在生病期间,立即率手枪团和后方机关偕已有身孕的夫人来到舒城西港冲指挥部队作战。
四支队迅速展开,七团、八团进驻无为地区,九团、支队部进驻巢县地区,手枪团、后方机关也积极寻找战机,伺机打击日军。日军攻占巢县后,除留下守备队,主力继续向合肥进攻。巢县守备队经常派小队日军下乡抢掠,巢县城东南5公里蒋家河口是敌人乘船常去的地方。高敬亭利用该地河道纵横,芦苇丛生,地形复杂的堤埂设伏,打了一个大胜仗。
5月12日上午8时许,日军20余人乘船进犯蒋家河口。四支队九团二营伏击部队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船,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经20分钟激战,共毙日军20余人,缴枪数十支。
5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胜利消息,蒋介石也于5月16日致电叶挺军长:“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望继续努力为要。”四支队打响了新四军对日抗战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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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高敬亭指挥四支队在安庆至合肥、合肥至六安公路两侧,专事伏击日军运输车队。从6月至10月,四支队先后在舒城县、桐城县、潜山县、怀宁县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岭、棋盘岭、铁树岭、三十里岗、运槽等大小60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1400多人,缴获了大批的qiang支、弹药,击毁敌军车150多辆。
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四支队在打击日军的同时,还积极打击汉奸土匪武装,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七团先后歼灭无为石涧埠、巢湖姥山等地的汉奸土匪武装数百人。八团消灭庐江的土杂武装吴可庄部200多人。手枪团围歼舒城土匪武装300余人,并活捉匪首,为民除了害。
四支队的抗日活动,迅速打开了皖中的抗日局面,建立了背靠大别山以舒城为中心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以后建立皖江抗石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敌后军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况下,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先后组建了东北抗日挺进纵队、淮南抗日游击纵队和游击第二纵队,部队发展壮大到近万人。
高敬亭之过
在大别山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高敬亭主持了3次“肃反”,错杀了一批党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高敬亭对“肃反”一直抓得很紧。越是形势险恶,他就越重视“肃反”,把“肃反”当作与作战同等重要的大事抓,他对人很严厉,对内部人多疑,甚至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某个战士丢失一颗子-弹,或宣传标语写错了一个字,或在开会时没到会,就可能被他当成“反革命”,并且严加处罚。
红82师师政委方永乐在红28军中地位仅次于高敬亭,常常因此与他当众争论。方永乐任红82师师政委时,年仅19岁,为人聪明机灵,胆子大,且有一手好枪法,虽然年纪轻,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还关心同志,爱护战士,因此在28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对高敬亭也十分尊重,但在原则问题上敢于与他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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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高敬亭在鹞落坪驻地发现有人在他的饭碗里投毒,结果,勃然大怒,没查明原因,就把炊事班全部处决。年轻气盛的方永乐闻讯后,立即赶去进行阻拦。谁知高敬亭竟把他也打成“反革命”,逮捕起来,逼他写自供书。
就在高敬亭加紧内部“肃反”时,一名叛徒领着敌103师忽然包围了红28军军部及主力,形势万分危急,部队处于混乱之中。就在此刻,被关押着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后再说!”敌人已围了上来,来不及多说,高敬亭答应了方永乐的请求。
方永乐被解开镣铐后,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抢占主峰。但敌兵是善于爬山的103师。红军兵力单薄,无法固守,不得不退出主峰。凶恶的敌人却紧咬不放。方永乐见情况危急,果断命令手枪团:“保护高政委冲出去!”为了让“高政委”冲出去,他自己带着少数战士掩护。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高敬亭冲出去了,方永乐见他们安全了,站起身,流着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并把身体有意暴露给敌兵,结果身中数十弹而牺牲。不想数年后高敬亭自己也落得个同样凄惨的下场。
红二十八军整编期间,中共中央派出郑位三、萧望东抵达红军集结地湖北省七里坪。郑位三向部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过去根据地“肃反”是错误的指示!引起了高敬亭的疑惑,对他们保持戒备,经常借故不让他们深入部队。红二十八军改编成新四军四支队后,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干部从延安来到四支队工作。
高敬亭对这批人相当反感,尤其是对戴季英。于是,郑位三、戴季英处处受到轻视、排挤。郑位三为了顾全大局,转到地方工作。戴季英和高敬亭则不断地闹别扭。
1938年7月,高敬亭发现与上级来往的电报有问题,怀疑政治部发报向长江局告他的状,一气之下,在新开岭怒打机要员江腾蛟(此人后来追随林彪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经追查,江承认有此事,遂将江绑送戴季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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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就自行通知从延安来的干部,一夜之间跑到八团驻地西汤池“避难”。后来,高敬亭为了顾全大局将戴季英等人请了回来,但是,两个人的矛盾也因此而激化。
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东进问题上出现严重的分歧。军部几次电令四支队向东开进,但高敬亭却置若罔闻。
高敬亭不愿东进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3年游击战争他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如今,好不容易开辟了一片皖中根据地,现在,却要拱手相送给国民党,他舍不得;其二、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第五战区谈判,国民党要求四支队向淮南铁路以东和津浦铁路南段转移,将淮南以西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地区,送交国民党军队。他认为是对国民党的迁就,委曲求全,是投降主义。
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力。”1938年6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来到江北,要求四支队挺进皖东,但遭到高敬亭拒绝。
高敬亭和四支队始终在淮南路西地区徘徊不动。项英几次发电敦促,后来,高敬亭因口腔出血又带手枪团和特务连回到舒城。1939年国民党拖欠和克扣四支队的粮饷,限制四支队发展。
使得四支队就陷入桂系及日寇夹击的被动局面。斗争形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正确的方针应该是立即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也指示将皖东全部和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而高敬亭此刻仍然留恋大别山,迟缓东进。这显然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敌后发展开辟敌后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无须讳言,高敬亭在领导四支队的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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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战斗的不断胜利,高敬亭开始滋长了居功自满的情绪,不能正确处理自己与组织的关系,同时,与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
1939年4月1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在向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了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上中下三策:1、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2、委以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名义,部队交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3、撤消其职务为下策。4月27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军政治部副主部队由戴季英、林维先率领继续东进。
正当高敬亭率军从大别山开向抗白战场并连战连捷时,却发现国民党桂系的第五路军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而此时的王明却由左倾变成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所领导的长江局却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提出“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高敬亭当然对此产生抵触情绪。
高敬亭参加革命后,由于长期处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他没有条件学习和掌握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受到张国煮极力鼓吹和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影响。
在3年游击战争中,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失去同上级党组织联系后,没有建立起集体领导制度。因此,他在领导部队坚持斗争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却也产生了某些错误倾向,这同他身上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是具有很大关系的。
在延安,毛泽东派出曾在高敬亭手下工作过的郑位三、程启文、张体学到高敬亭的部队工作,毛泽东叮嘱郑位三等人:“你们见到高敬亭之后,切记不要唱高调,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要让他们自己去认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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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用延安批判张国熹那一套去套他们,各地有各地的情况,不能用一个模式去套,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1937年9月,郑位三一行来到七里坪,郑位三在欢迎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毛泽东向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的人民群众表示敬意和亲切的问候,祝贺他们坚持3年游击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并报告了八路军在平型关消灭日军1000余人的胜利消息,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红二十八军将要改编,并东进皖中、皖东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继续发扬革命传统,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高敬亭的厄运
最严重的错误是,5月10日,叶挺一行抵达舒城西港冲四支队留守处,当晚即召开支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和军部的东进命令。
高敬亭也被迫举手同意。但会后,他迟迟不下达东进的命令。叶挺愤怒了,这位北伐名将素以治军甚严著称,高敬亭竟然不听指挥,让他怒发冲冠呢?叶挺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东进。
此时,高敬亭却写信命令七、九团停止前进,公然抗命。九团团长詹化雨和团政委胡继亭抵制了高敬亭的错误命令,并及时向江北指挥部汇报。
而就在此刻,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在率部攻打汉奸武装周家老屋后将所缴获的钱财据为己有,并于5月20日,携20余人叛逃投降了国民党。杨、曹是高敬亭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支队部曾研究过处理他们,并委托高敬亭亲自去做工作,但高敬亭迟迟未去。
杨、曹叛逃,引起了各方面对高敬亭的不满。项英立即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在戴季英等人主持的“反杨、曹”斗争中,揭发出高敬亭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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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当机立断,在部队中开展了6月4日,叶挺来到安徽省肥东青龙场,派四支队第八团团长周骏鸣去舒城县西港冲传达命令,要高敬亭速率教导大队(原手枪团)赴下墉集地区。高敬亭稍做安排,即辞别爱妻史玉清和生下才9个月的女儿,率部赶到军首长指定地区。
当高敬亭到达青龙场时,周骏鸣说军长在褚家老屋等候。高敬亭得知此情,急忙带着3名警卫员赶到褚家老屋,他一进门,就被叶挺的副官黄序廷带人逮捕起来了。高敬亭被搞得莫名其妙,问,“我犯了什么借误?你们为什么将我抓起来?从此,高敬亭失去了自由,天天接受审讯。
在“反高斗争”中,高敬亭除了承认过去“肃反”有扩大化的倾向外,拒绝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其他罪名。对于戴季英等人给他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他持抗议态度,认为是打击报复,公报私仇。
这也许正是他的悲哀之处,没有人为他说公道话,没有人将他的思想错误与“反革命”的帽子区分开。因为人人都目睹过高敬亭的骄傲自大的作风。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电报,决定撤消高敬亭四支队司令员的职务。此后,对高敬亭的斗争更加残酷,甚至严刑拷打,但他始终没有低头认罪。
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凶多吉少,他更加思念爱妻幼女,在给史玉清的诀别信中,为革命尚未胜利自己却屈死在自己人的刀下深感痛悔,眷恋革命生涯,并嘱咐史玉清:“孩子你能带则带,不能带就托付给老百姓……”
6月20日,项英以“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罪名,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同时,国民党战区司令廖磊也向蒋介石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闹独立”、“游而不击”等7条“罪状”。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项英的电报痛心得久久说不出话来,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高敬亭固然有错误,但他毕竟是对中国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毕竟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且现在大敌当前,用人之际,岂可草率行事!毛泽东坐在那里,足足抽了两三支烟,才在回电中写到:“争取教育改造四支队,对高敬亭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去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然而,中共中央的电报已经迟了。高敬亭的人头已经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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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上午8时,将高敬亭枪杀在青龙场。高敬亭死前提出最后的要求:“我是共产党员,要死在红地毯上。”他的要求未能获准。时年,高敬亭年仅32岁。
高敬亭被错误杀害后,四支队被支解为几个部队,有2000多战士认为革命无望而脱离队伍。高敬亭的亲属受到极不人道的虐待,女儿刚10个月被送给一户农民抚养,后被饿死,高敬亭临死之前给妻子史玉清留信一封:“玉清同志,我觉得革命才有出路。已决定我明日上午八时处以死刑......。”
高敬亭枪杀后,史玉清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在狱中生下小女儿高凤英。
高敬亭被杀不久,毛泽东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同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
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刘少奇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
1975年10月,几位过早离开工作岗位在合肥休息的原红二十八军、新四军四支队的老首长告诉史玉清:“主席、总理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要抓紧申诉。”史玉清把高敬亭的一切都告诉了女儿高凤英。11月10日,高凤英在父亲老部下、老战友的帮助下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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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毛主席:
我是已故红二十八军军长、新四军四支队政委兼司令员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中共党员,现在安徽省军区105医院任医师。.....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
既然是革命却又为什么被杀呢?......我希望能够早日知道这个结论,来解除我母女政治上的压力。
同年11月30日,毛泽东主席收到信后批示:“请汪(汪东兴,笔者注)向了解此案的同志询问一下,以其结果告我。”12月9日,汪东兴将调查的事情真相如实向主席汇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指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6年1月和9月,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机密5号文件--《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
1980年4月19日,高敬亭将军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合肥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谭震林、栗裕、肖望东将军,张劲夫、程子华、郭述申首长以及高将军的部下万海峰、林维先、李世安将军等40多人送了花圈,300多老部下、老战友参加了安放仪式。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合肥接见了史玉清和高凤英,亲切地说:“如果有人认为平反后还应有尾巴,那是错误的。”他对高凤英说:“你有一位好爸爸,要向他学习。”
1989年6月,在高敬亭遇害50周年之际,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主持召开了纪念大会,怀念这位卓越的将领和革命的先驱者。(根据有关党史、地方史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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